绵绵细雨祭吾师——悼念车铭洲先生

刘运峰

　　清明前夕，见到张铁荣教授，他说：“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刚刚从学校的公告栏里看到，车铭洲先生今天早晨去世了，享年85岁。”他知道我是政治学系毕业的，车铭洲先生是我们当时的系主任。

　　我们读本科的时候，车先生还在哲学系教西方哲学。那时候，国门刚刚打开，西方的各种思潮、流派在校园中颇为流行，车先生的课大受欢迎。有一天晚上，车先生应学生会邀请，在电教楼的阶梯教室举办了一场讲座，同学们闻讯，纷纷去抢占座位，几百人的教室不仅座无虚席，连讲台、窗台上都挤满了人。

　　车先生在几位同学的“保护”下走上讲台，他身材瘦削，面色白净，戴深度近视眼睛，脑门很宽，很有学者风度。

　　车先生一开口，就与众不同。他说，我讲课可以和大家“约法三章”：第一，学生可以中途离开，学生离开是因为老师讲得不好，责任不在学生；第二，学生课上可以睡觉，学生睡觉也是因为老师讲得没有趣味，责任在老师；第三，课上不要说话，因为会影响别人。这样的开场白，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基于高度的自信，尤其是前两条，一般人是不敢这样“郑重声明”的。

　　果然，在近三个小时的讲座中，没有人中途离开，也没有人打瞌睡，更没有人交头接耳，大家完全被车先生的讲座吸引住了。车先生如同有一种魔力，把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一些抽象的概念讲得非常通俗、风趣，而且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让人感到趣味无穷。

　　后来，从老师和学长们口中，听到不少关于车先生的故事。

　　“文革”中两派论争，车先生由于不是“根红苗正”出身，两派为了不给对方以“招降纳叛”的口实，因此都不拉车先生“入伙”，车先生也落得逍遥自在，便埋头读书、撰写论文，攻读外语。待到“文革”结束，教学秩序恢复，车先生的论文一篇接一篇发表，专著也出了好几本，顿时轰动了校园。当年的一些人对车先生又是羡慕，又是嫉妒，说：“老车，你怎么一下子出那么多东西？”车先生幽默地回答：“你们当初都不要我，我只能读书写文章啊！”由于成果丰硕，车先生很快晋升为副教授、教授，成为南开大学现代西方哲学的领军人物。据说，一家军队院校想把车先生调过去，享受副军级待遇，但由于学校坚决不放，先生才没走成。这些，不免有传说和演绎的成分，我们也不敢向车先生本人核实，但从这些传闻中，可以看出车先生的过人之处和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

　　车先生任政治学系系主任时，老师们的收入还很低，有人建议开办高自考培训班，借此改善大家的生活，车先生不以为然，认为大学可以办高自考班——但不需要南开大学这样的大学去办。教师生来就是清贫的职业，想当富翁、大款就不要当教师。车先生言行一致，自己也绝不到外边讲课赚取“外快”。正是由于车先生的坚守和以身作则，政治学系的老师们才甘于清贫和寂寞，埋头苦干，发表和出版了大量学术成果。南开大学的政治学学科也后来居上，令学界同行刮目相看。

　　2015年9月20日，为庆祝车先生80寿辰，南开大学举办“师道与哲学——车铭洲教授《西欧中世纪哲学与现代西方五大哲学思潮》出版座谈会”，车先生的许多学生齐集一堂，大家饱含深情，回顾跟随车先生读书的情景。一位在国外工作的学长在谈到车先生对自己的培养时，情不能已，几度哽咽。那天，车先生也很激动，在致辞中说：“我很为大家今天的成绩感到高兴，教师的价值体现在学生身上。现在我老了，不能帮助大家做什么了，但我依然关注着大家，衷心祝愿大家事业有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2019年5月15日，车先生在骨折住院后，亲笔写下了遗嘱，其中提到：“我的多数学生们在外地工作，还很忙碌，我去世时，先不要打扰他们，办完丧事后再告知他们。我作为教师，多年来还有许多应为他们尽责而未尽到的地方，请他们多谅解。告知他们，我带走了我们师生间的、永远剪不断的情谊。留下句话作为纪念吧。‘澌者无语孤影去，并刀难剪不了情’。”

　　清明前夕，车先生悄然走了。上天也似乎颇通人意，下起了绵绵细雨，仿佛是替我们表达对车先生的怀恋。

来源： 《今晚报》2021年4月23日第9版

原载： http://epaper.jwb.com.cn/jwb/html/2021-04/23/content_15361_435931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