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真性情，做真学问——我眼中的导师王处辉先生

（2014届博士毕业生  马馨）

    与导师相识已有整整十年了。从2004年本科入学的必修课“中国社会思想史”，到2008年考取导师的硕士研究生，进而成为他的博士生，可以说，导师是看着我一点点成长的。在我的博士毕业答辩陈述之前，他曾打趣说，“她把整个青春都留在了南开”，惹得全场大笑。而这一笑，神奇地缓和了答辩现场紧张严肃的气氛，也让我放松了心情，顺利完成了全部的展示——这就是我的导师，他总会在学生遇到困难时，及时伸出援手，而有他的支持帮助，我们才走的更加踏实顺畅。

   导师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硕士时师从著名史学家郑天挺先生。他常给我们讲自己读研究生时的经历，那时导师与学生的互动、学生的刻苦程度都是现在难以企及的。他在《从当研究生到指导研究生》的文章里也写道，“当时的研究生导师们都是学界的大师，像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导师，中国史方向有郑天挺先生、王玉哲先生、杨志玖先生、杨翼骧先生等，世界史方向有杨生茂、吴廷猷先生等，他们哪位不是学界泰斗级人物？以他们的学识和能力，多指导几个硕士研究生有何难？可他们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培养为数不多的几名研究生身上，怎么能培养不出学术精英人才来？甚至当时导师们对我们这些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比当下我们很多博导培养博士研究生还要精致一些”。在指导学生上，导师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有来学，无往教”，鼓励我们要多读书、多思考，找到自己的学术兴趣点，有任何想法都和他沟通。而做真学问，发现真问题，是他对我们最大的学术要求。

   导师常爱讲的另一段经历是南开大学社会学建系。众所周知，80年代，中国社会学重建，百废待兴。南开举办了首届社会学研究生班，并正式招收社会学本科生。导师当时留校任教，担任社会学系教师。他常回忆当时条件艰苦，几位老师常常要跑到全国各地去找材料，翻译整理外文文献等。然而，正是他们那一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让中国社会学走出了一条良好的发展之路。当今活跃在社会学界的知名学者，很多都是毕业于南开社会学，他们骄傲地称之为“黄埔一期”。在社会学建系30年庆典上，这些学者分享了很多老照片、老信件。那天，我看到了导师兴奋的表情，我想，那些照片里传递的，是他们为一项事业孜孜以求的精神。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这些后来人，正是得益于他们的开拓进取。

    中国古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加之导师本就和父母是同龄人，我们就更自然的把他当做父亲一样。虽说是“有来学，无往教”，可他还是放心不下我们，学习上、生活上时常督促，特别是发现问题时，总会在第一时间严厉指出。记得几次上课，我在发言时总用“恩”、“那个”等口头语，导师毫不留情的打断我，指出问题，并讲了很多自己演讲的心得。导师总说，“你们长大了，读博了，父母可能教育不动你们了。所以，我有责任批评你们，帮助你们成长。”我的另一位老师也感叹说，三十岁以后，就想找个人批评自己。而我的一位同门，在转发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要感谢那些批评你的人，他们才能真正让你成长。

   近两年，导师开始恢复写字画画，自称为“三乐散人”。“三乐”源自《孟子》，“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散”又是他钟爱的精神状态，是“野鹤出林风不知”的不羁洒脱。导师喜欢画竹子，总跟我们说，画繁茂的竹子并不难，难的是如何由茂至简，寥寥数笔画出竹子的风神。导师也喜欢作诗写字，“功名利禄身外物，贪嗔痴疑心中毒。陶朱王乔非所慕，顺天应世写春秋”。而在我看来，字画如其人，这大抵也是导师所推崇和追寻的生活状态，甚至学术态度，是一种真性情。谈笑时，学生们总结了导师的“透明人”理论——做人没有秘密，坦荡如透明人；“白开水”理论——感情如白开水，虽平淡，却须臾不可离开。这也许就是导师的真性情所在：通达、直率、理性。他始终活一种逻辑，表里如一、对人对己如一。这也是他最闪耀的人格魅力：他并不复杂，只凭思想和眼界的高深获得权威；他并不苛刻，但他自身的严谨博学，已成为学生最好的身教榜样。

    这就是我眼中的导师，是对他的言传身教的片面体会。他也许孤独，特别是在学术的道路上，在关于中国社会学如何发展、中国社会思想史何去何从的问题上，他常常要独自思考，上下求索。他也许有时无奈，对如我这般愚钝懒惰的学生，难以按照以前的高标准严格要求。但是，他始终孜孜不倦，毫无怨言，乐得与我们分享生活的、学术的故事和经验。在导师眼里，我们是孩子，允许犯错，鼓励成长。从导师身上，我们学习了治学的态度和方法，也学习了如何做人和做事。十年不短，特别是在成长期，它足以塑造一个人的价值观，因而我庆幸得遇恩师。未来很长，导师的言传身教还将继续指导我的生活和学习。感谢导师，师恩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