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南开大学是我国政治学研究的重镇。政治学人微信平台是公益的学术分享平台，旨在传播优秀学术作品，优秀学人观点以及优秀学术团队文化。本期政治学人选取南开大学程同顺老师的这篇文章作为对南开大学政治学学科的引介，共享读者。
历尽艰辛得大道——南开政治学学科的历程
南开大学政治学的发展历史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南开大学建校开始到1949年南开大学政治学系被撤销，这一时期南开大学政治学名家辈出、实力雄厚；第二阶段从1949年到1984年，南开大学同全国其他很多高校一样，处在政治学发展的一个中断期；第三阶段从1984年重建政治学系到1998年法政学院实体化，可以看作是南开政治学的重建时期，这一阶段主要成就是建设教师班底，形成研究特色，为下一阶段政治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四阶段从1998年学院实体化开始到2009年，是南开大学政治学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南开政治学完成了学科建设的主要任务。
烽火乱世创佳业
(1919-1949：昔日辉煌期)
南开大学1919年成立，很早就开设了政治学的课程，1923年设立政治学系，是国内较早发展政治学科的高等院校之一。南开大学创建初期是院系变更、调整频繁的时期，最初设文、理、商三科，在这三科中又按照当时美国大学分科、选科的方法，将开设的全部课程分为四组，每组之下又分为不同的学门，政治学就是文科中哲学及社会科学组之下的一个学门。以后又把这些专修的学门称为系，从文字资料来看，南开大学在1923年便设立了政治学系。1930年南开大学根据国民政府《大学组织法》和《大学规程》的规定，把文、理、商三科改为学院。非常有趣的是，文学院刚刚成立的时候，政治学类的系居然达四个之多：政治史系、国际事务系、政治哲学系、应用政治系，恐怕是南开大学历史上政治学科建系最多的一个时期。不过这个时期非常短，政治学科的院系设置很快便又恢复为政治学系。1937年南开大学遭侵华日军轰炸，被迫南迁，转辗长沙，最终在昆明与清华、北大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三校的政治学系也合并在一起，隶属西南联大法商学院。1946年南开大学复校后，政治学系与经济学系、商业管理学系、银行会计学系并组改称政治经济学院。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南开大学政治学系被撤销。
由于现代政治学是在1880年才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诞生的，当时中国高校政治学的主要师资大多来源于欧美，因此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大体与欧美同步。南开大学也不例外，当时的政治系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学术实力雄厚，气氛活跃，聘请的教师大多是来自欧美的留学生和外籍教师，其中不少还是名噪一时的知名学者。如早期有余文灿、孙启濂、徐谟、沈仲端、肖公权等人任教于此，后来又有张忠绂、罗隆基、梅汝璈、张纯明、林同济、王赣愚、张金鉴、陈序经、杨敬年等人先后在政治学系任教，可谓名家云集。限于资料和篇幅，我们在此仅简要介绍徐谟和王赣愚两人。
徐谟（1893-1956)，字叔谟，江苏吴县人，中国现代法学家、政治学家，中国现代史上很有影响的外交活动家。1917年毕业于北洋大学法律学系，1922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22-1926年间，在南开大学政治系任法学、政治学教授，其在1925-1926年担任南开大学文科（包括文学、历史、哲学、教育、心理、政治、经济和人类学等系）主任。
徐谟于1922年7月来到南开大学，1923年担任政治学系主任，先后开设政治学概要、比较政体、政党概论、比较宪法、国际公法、中国外交史等课程，影响很大。徐谟开设的这些课程大量吸收和借鉴了欧美最新科学资料和研究成果，内容、体系和方法都较先进，处于学科前沿，是高质量和高水准的课程，在当时的南开大学很有影响。除讲课外，徐谟还经常就宪法、法律、国际形势和爱国主义等问题发表演讲，也很有影响。由于徐谟教学有方，讲课生动，所以深得学生拥戴，也受到了校长张伯苓的信赖。张伯苓与他交情很深，两人结为“知交”。直到后来徐谟在外交部任职多年以后，张伯苓还有意争取他重返南开，希望他“春风相识复归来”。徐谟1926 年离开南开大学，从1931年起先后担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政务次长等职。从1946年起，他在荷兰海牙长期担任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职务，成为担任国际法院大法官的首位中国人。1949年他随国民党政府去了台湾，1956年6月28日在荷兰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的任上去世。
王赣愚(1906—1997)，福建福州人。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政治学系，1929年被选派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获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35年任教于南开大学政治学系。在西南联大期间，他在政治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中国政治改进》、《中国地方政府》、《新政治观》、《民治新论》、《民主独裁和战争》等专著，与张奚若、钱端升一起被人们并称为“西南联大政治系三杰”。抗战胜利后，1946年南开大学复校，王赣愚被聘为政治学系主任，不过由于他应邀到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系、远东系执教而不能到职，系主任一职由时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和经济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兼为代理。王赣愚1949年归国后再度回到南开执教，不过由于当时政治学系已被撤销，他被任命为财经学院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从此长期在南开大学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1949年之前的南开大学政治学系不仅有很多知名学者和教授，而且培养的学生中也有很多成为名家名人，比较著名的有曹禺、查良鉴等。曹禺(1910-1996)，原名万家宝，是中国现代著名戏剧家，1910年出生于天津，早年就读于南开中学，1928年考入南开大学政治学系。升入大学后，曹禺为了继续从事他在中学起就热爱的戏剧事业，于1930年追随张彭春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曹禺1933年创作了话剧《雷雨》，于次年公开发表，引起强烈反响。此后，他又分别创作了《日出》、《原野》、《北京人》、《艳阳天》、《胆剑篇》、《王昭君》等重要剧作，为中国戏剧的发展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查良鉴（1904—1994），字方季，是著名教育家查良钊的四弟，武侠泰斗金庸（本名查良镛）的堂兄。早年就读于南开中学，1922年考入南开大学学习政治学，1926年从南开毕业后到东吴大学法律系学习法律，后来又到美国密西根大学学习法学，获法学博士及法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司法界官员，累升至重庆实验地方法院院长、上海地方法院院长，先后兼任安徽大学、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上海法政学院、东吴大学教授及系主任。
说来有趣的是，大文豪金庸正是在查良鉴的帮助下才能够进入东吴大学读书的。金庸在抗日战争后期考入当时设在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但在外交系念了一年就被校方“勒令退学”。好在他的堂兄查良鉴当时担任上海地方法院院长，并兼职担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在查良鉴的帮助下，金庸插班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就读。
1949年大陆解放后查良鉴去了台湾，最初担任台湾大学法学院教授，后来又担任“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从1976年起，任“司法行政部部长”兼“总统府国策顾问”，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从1971年起，担任私立东海大学董事长达20年。除在台湾各大学执教外，曾创设中国文化大学、东海大学的法律系，培养法律人才无数，成为台湾法学界的权威。
总之，1949年之前南开大学政治学的发展，也正是现代政治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虽然国家正处在时局动荡和战乱的时期，但是中国政治学还是有一定的发展，当时欧美最新的政治学说大都被介绍到了中国，政治学的课程体系和内容结构基本上同欧美一致，学科的发展可以说基本同欧美保持同步。在这样的背景和环境下，南开大学在中国较早地发展了政治学科，吸引了很多知名学者，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论著，培养了不少人才，基本达到了张伯苓为南开大学设定的与欧美大学“并驾齐驱”的目标，为中国政治学的早期发展和繁荣做出了贡献。当时在南开政治学系任教的知名学者，像徐谟、肖公权和王赣愚等人，至今仍然在海峡两岸、乃至全世界都具有很大的影响。
改天换地竟留憾
(1949-1984：中断期)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大陆长期战乱和动荡的局面，中国的各项事业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在高等院校的学科设置上，由于受苏联的影响，在1952年进行院系调整，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政治学，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乃至作为图书馆的一个编目都在中国消失了。甚至后来政治学还一度被斥为“资产阶级伪科学”，政治学的系统研究和专门人才的培养工作中断了三十年之久。在这个时期，政治学只有部分内容在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史等领域，以不同的方式开展研究工作，也只有部分高校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能够幸运地保存了一部分师资力量和图书资料。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南开大学的政治学并不是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才取消的，而是早在1949年随着天津的解放就被撤销了。南开大学的政治学系被撤销后，师资力量大量流失，尽管政治学名家王赣愚和杨敬年仍然坚持留在南开，但是此后他们不得不把学术生涯全面转向经济学，这为以后南开政治学的重建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从此以后，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内，尽管在马列教研室、经济研究所、历史系、哲学系等单位还有教师，比如鲍觉民、刘泽华、王永祥等，在坚持从事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比较政治制度、政治地理、中国政治思想史、国际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翻译和资料编纂工作，但南开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则处于一个中断期。
1949年南开大学政治学系被撤销，以及1952年院系调整后在全国范围内取消政治学，对于南开大学和中国政治学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当时南开和其他著名高校的政治学，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与欧美政治学的发展差距并不很大，而此后中断的这几十年却正是欧美政治学日新月异大发展的时期。学术需要积累，学脉应该永续，南开政治学三十余年的中断所造成的损失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重新走向繁荣，政治学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恢复。1979年，邓小平明确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忽视了，现在需要赶快补课。”在这个背景下，1980年底中国政治学会成立，邓初民、钱端升任名誉会长，张友渔为会长，来自南开大学的老一辈知名政治学家王赣愚等人任顾问，南开也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做出了贡献。
白手起家再创业
(1984-1998：重建期)
在重建政治学的过程中，南开大学非常重视，及早筹备，成为改革开放后较早恢复政治学的高等院校之一。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滕维藻先生当时担任南开大学的校长，他郑重表示：“一定要在我的有生之年把南开政治学重建起来，发展起来。”南开大学党委也同意和支持重建南开政治学的意见，指示校党委副书记牛星熙主抓这个工作。牛星熙找到老一辈政治学家杨敬年先生商量筹建政治学系的工作，杨敬年非常高兴地表示，自己愿意尽力帮忙，但没有精力负责政治学系的筹建工作。经过反复考虑人选，学校于1984年2月任命马列教学部的教师郑健民为政治学系主任，张凌志为政治学系党支部书记，具体负责政治学系的重建工作。在筹建政治学系的过程中，郑健民老师由于过度劳累，于当年5月竟然突发脑溢血去世，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此后的一段时间，牛星熙兼任政治学系主任，主要筹建工作仍然由支部书记张凌志负责，马列教学部的教师刘景泉和政治学系副主任李晨棻也协助做了很多具体工作。当时的筹建工作可谓异常辛苦，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就连最基础的课程设置问题都是如此。为了政治学专业的课程设置问题，张凌志多次到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寻求帮助，尤其是到北京大学多次向赵宝煦先生当面请教。
1984年恢复政治学系的时候，根据当时的师资力量首先设立的是本科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但是当时这个专业的本科生并不是从高中招生，而是从各个高等院校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骨干中选拔，也就是说，是从大学中招收大学生。因此，1984年入学的学生不是1984级，而是1983级，他们来到南开大学政治学系学习三年后即可毕业。这种办学模式试行了两届，成为南开政治学系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另外，从1985年起政治学系也招收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学士学位班，生员主要是高校干部和教师，在职学习。经过几年的准备，直到1987年，政治学系才首次从高中招收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
1986年，车铭洲从哲学系调入政治学系，并被任命为政治学系主任。从此以后，车铭洲担任政治学系主任十余年之久，成为南开大学政治学重建时期最重要的人物。他后来于1993年还兼任南开大学教务长，1994年又兼任实体化之前的法政学院院长。车铭洲的学术专长虽然不是政治学，但是他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对于国际学术界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具有清晰的认识和全面的了解，对于重建之后南开政治学的发展战略有成熟的思考。在车铭洲的领导下，南开政治学在这一阶段主要解决了两大基础问题，一是选拔培养教师队伍，二是规划学术研究方向，这为南开大学政治学在下一阶段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车铭洲1986年接手系主任的时候，刚刚组建的政治学系教师很少，年长的有刘廷亚、李晨棻、朱英瑞、王世铮、杨文蓉等人，年轻的只有葛荃、谭融、刘向东等几个人。面对师资力量严重短缺的困难，车铭洲并不急于从其他高校招兵买马，而是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着眼于依靠南开大学相关学科的力量，选拔培养优秀人才建设教师队伍。车铭洲主张，尽管南开政治学的发展急需师资力量，但是选拔教师的标准不能降低，应该看重其素质和潜力，要保证政治学系教师的水平符合南开大学的声誉。车先生在回忆起当年政治学系重建阶段的时候，认为至今最让他感到自豪的一点就是，“没有随便地从外校招兵买马，不乱凑班子”。
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从1986年起，杨龙、沈亚平、朱光磊、张光、李连江、王正毅等人从哲学系取得硕士学位后陆续来到政治学系任教；蔡拓、王骚等人也先后从马列教学部等校内单位调入政治学系。1992年，吴志成从政治学系取得硕士学位后留系任教；1994年，南开大学政治学专业首届本科生程同顺和苏福兵在取得硕士学位后也留系任教。
针对政治学系的青年教师只有硕士学历的现状，车铭洲认识到中国高等院校的未来发展一定会对教师提出博士学位的资格要求，提出攻读博士学位不仅是教师个人发展的需要，更是政治学系发展的需要，因此要求和鼓励青年教师克服困难，尽快攻读博士，取得学位。当时的政治学系由于教师较少，每个教师的教学任务都很繁重，而且每个人都面临着评职称的巨大压力，攻读博士学位对他们来说在时间和精力上都存在很大困难。但是在车铭洲“博士化”战略的指导下，南开大学政治学系的这些青年教师克服了种种困难，先后考取了不同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并完成学业获得了博士学位。
车铭洲在政治学系教师队伍建设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对青年教师的要求很高、很严，职称评定非常严格。在那个时期，由于车铭洲的要求，政治学系职称评定的标准始终比学校的标准高，如申请副教授资格的教师，除满足学校的条件外，必须要有已经出版的独立完成的专著。
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全国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下海”潮，为了提高教师福利待遇，很多学校和院系纷纷办起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辅导班。车铭洲不为所动，告诫政治学系的教师们不要浮躁，他说：“办高自考班，不是南开这样的大学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一段时间，政治学系青年教师的工资待遇低、住房条件差，生活非常艰辛，但是他们都非常热爱高校教师这个神圣的职业，对车老师的要求没有怨言，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上勤奋努力，坚持不懈，终于在不长的时间里纷纷脱颖而出。像朱光磊、蔡拓、杨龙、葛荃、王正毅、沈亚平、谭融等一批中青年学者在后来的集中爆发，正是得益于车铭洲在这一时期的严格要求。
车铭洲在建立南开政治学师资班底的同时，也根据青年教师的学术兴趣为他们规划学术方向，要求他们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专门研究领域。他所规划或鼓励的研究领域不仅新颖有意义，而且具有领先作用，可持续性较强。如朱光磊运用现代政治学理论对中国政府过程研究、杨龙对当代经济学家的政治理论的研究、蔡拓的全球问题研究、沈亚平的行政学研究、王正毅的政治地理学研究、吴志成的欧盟问题研究等，都受到了车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他先是要求张光进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张光赴美国肯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以后又安排王正毅进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他最早安排李连江研究中国农村政治，后来李连江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又鼓励程同顺继续进行，并且要求尽早开出中国农村政治的课程来；早在1994年，他还安排苏福兵准备开设计量政治学的课程，这在今天仍然具有超前性。
数年之后，朱光磊的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和当代中国阶层分化、葛荃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杨龙的新政治经济学、蔡拓的全球问题、王正毅的政治地理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沈亚平的行政学、谭融的美国政治制度、吴志成的欧盟政治、程同顺的中国农村政治研究等，或者在全国具有开创和领先的地位，或者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特色，这些都证明了车铭洲先生当年为南开政治学所确立的研究方向和发展战略是正确和成功的。
总之，在1984-1998年南开政治学的重建阶段中，在车铭洲先生的主导下，培养了南开政治学教师队伍的主要班底，形成了南开政治学的研究特色，为逐步确立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十年一剑成大器
(1998-2009：快速发展期)
1998年，由政治学系、社会学系、法学系、国际经济法研究所、法学研究所等几个系所组成的法政学院正式实体化。2003年，南开大学酝酿由法学系、国际经济法研究所和法学研究所组建法学院，政治学系和社会学系也为组建新的学院做准备。政治学系和社会学系分别一分为三，由政治学系产生的三个系分别是：政治学系，继续由朱光磊任系主任；行政管理系，由王骚任系主任；国际关系系，由张睿壮任系主任。2004年，由原政治学系和社会学系产生的六个系组建成立了437必赢国际线路，由朱光磊任院长、孙跃任党委书记。2006年，朱光磊转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副院长杨龙开始主持院务。2007年，学校聘请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出任437必赢国际线路院长，任命杨龙为常务副院长主持院务。这一时期虽然经历了两次院系结构的大调整，但却是南开政治学的一个大发展时期，在大规模地引进人才、扩大教师队伍的同时，学科建设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在这一阶段，学术带头人朱光磊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7年7月车铭洲教授退休，朱光磊接任政治学系主任，1999年又担任法政学院的院长。此时朱光磊已经成为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政治学家，理所当然地成了南开大学政治学科的领军者。朱光磊没有满足于南开政治学在全国的异军突起，他充分认识到南开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还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师资规模问题，二是学科建设问题，尤其是学科建设必须要有重大突破，否则一定会严重影响南开大学政治学今后的发展。
要解决师资规模问题，就必须想办法引进人才。朱光磊把“招兵买马”作为主任、院长的首要工作，通过种种渠道“散布”消息，诚恳邀请“海归”、外校和校内的高水平学者到南开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学科执教，南开政治学以及相关学科迎来了一个教师队伍大扩充的时期。1999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的张睿壮来到南开，教授现代政治学方法论和国际关系理论；同年，日本一桥大学的殷燕军也受聘来校；2000年，金东日从韩国高丽大学归国，来到南开大学政治学系，从事组织理论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2004年，张光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归母校，研究公共财政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庞中英则从清华大学调入国际关系系，进行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研究；2004年，又从兰州大学引进民族问题专家高永久，在南开开辟出了民族政治学领域；2005年，孙晓春从吉林大学调入南开，主攻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大体与此同时，柏桦、常健、徐行也先后从校内的法学院、哲学系和历史学院转而加盟政府学院，分别从事中国政治制度史、人权问题和周恩来研究等领域重要问题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此外，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朱光磊还礼聘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为校内特聘教授，并指导博士研究生。
除了聘请这些学有所长的专家之外，南开大学政治学各系连续多年不断招聘青年教师，这些青年教师大多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南开大学等国内名牌大学或是从国(境)外大学取得博士学位。这一阶段也有一些教师离开南开大学到其他高校发展，如蔡拓调到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王正毅调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葛荃调入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政学院、庞中英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但是总体来说，南开政治学的教师队伍是“进大于出”，在较短时间内得到了快速增长，从1998年的15人增加到2009年的41人。
截至2009年2月，437必赢国际线路的政治学学科三系共有教授16人(其中博士生导师14人)，副教授11人，讲师14人。南开大学政治学教师队伍学历结构较高，具有博士学位的有37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90.24%；平均年龄较低，大多年富力强，正值教学和科研的黄金时期。他们对工作敬业认真，进取心强，积极向上，很多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都做出了重大贡献，获得了很多荣誉。如学术带头人朱光磊于2003年荣获首届全国高校“教学名师”奖，他主讲的课程“中国政府与政治”也于2004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由他领衔的“中国政府与政策”教学团队于2008年入选全国高校优秀教学团队。另外，朱光磊、高永久、吴志成、程同顺、朱旭峰等5人还先后入选教育部“跨（新）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
以上是这一阶段南开大学政治学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的情况，那么，在这一时期南开大学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又是如何进行的呢？
南开大学政治学重建以来，学科建设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1984年设立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1987年南开大学设立政治学本科专业，1994年设立国际政治本科专业，1988年获得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授权点，1992年获得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后来又获得了国际政治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但是到1998年法政学院实体化的时候，政治学各专业却连一个博士学位授权点都没有。这一问题已经严重制约着南开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进行学科建设、争取博士学位授权点就成了这一时期的当务之急。
2000年，在新一轮博士点申报工作启动前夕，在认真总结分析上次申报不成功的原因之后，朱光磊非常自信地看到，这次南开大学政治学申报博士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但是他没有盲目乐观，而是反复召集骨干教师开会，让教师们充分发言讨论，分析南开大学政治学的优势和不足，探讨如何在申报中突出自己的特点和优势，以及应该如何组织南开政治学现有的力量、选择哪个专业进行申报等等。在统一了思想之后，下一步就是组织力量做好申报材料的论证。朱光磊对于申报材料丝毫也不敢大意，他亲自动手推敲和修改文字，力求做到既要充分反映自己的实力，又不能言过其实。三个系的教师也都非常积极，密切配合，团结合作，很多青年教师也为此做了很多工作。经过精心准备、充分论证，南开大学的政治学科终于凭借自己的实力获得了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这个历史性的突破，是南开政治学实力的体现，也是南开政治人团结努力的结果。
从此以后，南开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就走上了一条相对平坦的道路。2006年，南开大学一举成功，获得了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同年，南开大学行政管理专业也获得了博士学位授权点，政治学获准建立博士后流动站，真可谓三喜临门。2005和2008年两轮政治学一级学科评估，南开都名列全国第五。
2007年，申报国家重点学科的工作开始了，对于南开政治学来说，更大的挑战来临了。朱光磊、杨龙与政治学的骨干教师充分讨论和交换意见后，决定以政治学理论专业申报国家重点学科。这次申报政治学理论专业国家重点学科的高校比较多，竞争非常激烈，因此朱光磊和杨龙多次召集骨干教师开会，讨论分析形势。尤其是关于政治学理论专业下设的研究方向，既要考虑应把现有的师资力量充分利用起来，又要考虑不能突破专业下设方向的数量限制，既要保证各个方向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都要有较强的实力，还要保证他们的学术专长确实属于同一个领域，可谓异常艰难。多次讨论，多次调整，迟迟没有一个满意的结果，直到上报的最后时刻，朱光磊又主持会议对方向设置再次进行了调整和规范。工夫不负有心人，这年夏天，南开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申报国家重点学科一举成功!
几经艰辛，南开大学政治学科终于迎来了一个收获期。在这个阶段十余年的时间内，南开大学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完成了升华和质变，先是2000年首次获得政治学理论博士学位授权资格，然后是2006年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的同时，也获得了行政管理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最后，在2007年政治学理论专业入选全国重点学科。南开大学政治学重建二十多年来，不仅取得了在全国的领先地位，而且也完成了学科建设的主要目标。从成为博士学位授权点，到入选全国重点学科仅仅用了七年的时间，这在全校、全国都是用时最短的，真可谓跨越式发展！
2009年，南开大学迎来了九十华诞，重建后的南开大学政治学也走过了二十五个春秋。展望未来，当前中国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对中国政治学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和新的要求，南开政治学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一定会大有作为，会继续为中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文原载南开大学新闻中心编《永续的学脉——南开大学学科发展历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