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风采】

　　作者：姬泰然 杨谧

　　兴趣指引人生——13岁时，他淘得恩格斯的《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爱得“手不释卷”。跟着感觉走，他在“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四年填报了南开大学哲学系，“平时学哲学，周末和假期主攻政治学”，从此踏上政治学研究之路。

　　奋斗改变命运——15岁时，已经开始读夜大的他经常泡在图书馆夜读，竟多次被管理员“轰出来”；本科期间，他愈发痴迷读书，朋友来访，便把人送到景点，然后坐在公园门口继续读书，就这样几乎读完了南开图书馆里的所有政治学馆藏；研究生期间，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就入选当时的一套著名学术丛书出版并发行了十余万册，从而奠定了他最初的学术影响力。

　　专家名片：朱光磊，南开大学副校长，国务院学位评议组政治学组组员，全国政治学教指委副主任委员（本文头像由郭红松绘）

　　他就是现年58岁、现任南开大学副校长的朱光磊。见到记者，他便兴致勃勃地聊起了自己的志业——作为中国政治学者的使命和担当。

　　基本面：政治学者要看清大局、把握主流

　　朱光磊经常谈到的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中国究竟有多少农民、多少工人、多少公务员？在他看来，社会阶层的构成和变动是中国政治的“基本面”，是政治学学者开展研究的前提。只有摸清这个基本面，才能看清大局、把握主流。

　　立足于此，朱光磊选择“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作为学术起点。

　　1994年，当中国还很少有人使用“阶层”这个概念的时候，朱光磊便率领团队出版了《大分化新组合——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向学界展现了中国社会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阶层分化的基本情况。“阶层‘大分化’的进程终究会稳定下来。”1997年，第二版《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将原先的副题换作主题，继续追踪中国社会90年代中期的阶层分化状况。2007年，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跨世纪时期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关系研究”资助下，朱光磊团队将十年的观察思考转化为第三版《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在记述世纪之交阶层新动态的同时，自己对中国社会基本面的研究也形成了体系。

　　三本《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可以视作中国改革进程和社会转型发展的“日记”——官员成为公务员、部分农民成为农民工、工人分化为蓝领白领、村干部转变为村组干部。“两栖人”现象的消长、自由职业者队伍的扩大等等，中国社会“由身份向契约的伟大转变”在朱光磊的研究中清晰呈现。

　　近30年不断跟进思考，朱光磊将自己对社会阶层问题的研究心得概括为“三不”——不着急，“不要着急给阶层的变化下判断，再看些年，有时候没有判断就是最好的判断。”不排队，“不要问我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谁是‘第九’，我从不给阶层排队，我把社会分为基本阶层、新兴阶层、复新阶层、过渡阶层，它们之间是平行的、开放的。”不挑事，“不要问我谁是改革的‘敌人’、谁是改革的‘朋友’，我的回答是：都是改革的力量，也都是改革的对象。各个阶层要互相理解、互相支持。”

　　技术活：政治学者要多点“工匠精神”

　　朱光磊的学术生涯就像是在政治学的海洋里涵泳，社会阶层研究是他的“左膀”，政府过程研究是他的“右臂”。

　　研究“政府过程”离不开对生活中点滴小事的思考——公交车上，乘客常挂嘴边的牢骚唤起了朱光磊的纳闷：“为什么有些人总习惯把问题归结到体制层面，连堵个车都要说成是‘体制问题’？”

　　在朱光磊看来，“任何实际运行中的政府，都不仅是一种体制，而且是一个过程。”很多社会问题的症结在于“政府过程不够通畅”，比如环节缺失、评估缺位、监管不到位等等，是可以通过政府过程的精细化设计而解决的，不能“笼而统之地拿体制说事”。因此，他常说自己所从事的政治学研究是一门“技术活”，应当具备洞察细节、追求精确的“工匠精神”。

　　1994年，朱光磊首次将“政府过程”的研究方法引入政治学领域，1997年出版了《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一书。他的初衷，是引导人们用“过程思维”去认识社会，将中国政府问题的研究从“静态的体制”较为系统地转向“动态的过程”。该书甫一出版，便引发学界广泛关注，先后被国内外数十家高校选作政治学教参。

　　30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变化使朱光磊更加明确了政治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在他看来，“政治学者不是‘诗人’，而是‘匠人’和‘工程师’，要少一点激扬文字、多一些调查研究，写文章不一定文采斐然，但不能没有数据和对概念的辨析。”

　　“数据没有温度，过度‘科学化’会不会导致社科研究偏离常识、丧失人文关怀？”面对提问，朱光磊的回答是辩证的：“当然要警惕社会科学过度‘科学化’，但由于中国学术有人文社科不分的传统，因此，当务之急是进一步明确社科与人文各自的定位。只有分清了，才能使二者更好地形成解决中国问题的合力。”

　　大学问：政治学者要用理论回馈时代

　　方法论的清醒带来了认识的升华，朱光磊对社会问题的解读愈加冷静客观——

　　针对“公务员越少越好”的呼声，朱光磊通过对25个国家和地区的“官民比”以及1978—2006年中国历次政府机构精简后行政成本的变化等数据分析指出：公务员队伍的问题不在“人员冗余”而在“结构不优”。因此，与其精简人员，不如花些力气去解决领导干部的兼职问题、副职问题，从而优化公务员的专业结构。

　　针对“基尼系数过高，中国的贫富差距将导致两极分化”言论，朱光磊通过“武器的批判”给予回击：“中国和基尼的祖国意大利在国情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对很多中国问题的解释，都应当有‘二级指标体系’，而不能一个指标打天下。”

　　针对“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划分”问题，朱光磊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廓清了不少基层官员的认识误区：“事权好比一头牛，‘分权’是把牛头留在中央、把牛身留在省市、把牛腿留在县区，而我们要做的‘确权’则是把牛留在中央，把羊交给省市，把家禽放给县区。准确地说，我们的改革应该是‘确权’而非简单地强调‘分权’或‘集权’。”

　　在朱光磊眼中，政治学应该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领域里和经济学、法学“三足鼎立”的“大学科”“大学问”，但他清醒地意识到，在咨政启民、服务国家的道路上，政治学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许多政治学正在探讨的课题往往是由经济学界、法学界率先提出的，政治学学者要提高创置议题的能力，以充分的理论供给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制度供给。”

　　尽管离退休还有两年，但朱光磊的学术热情却有增无减：“政治学者要用理论回馈时代！”谈及未来，他信心满满。

　　《光明日报》（ 2016年12月29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