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治理难题考验欧洲政党

吴志成

政党是各国政治生活的核心，是国家发展的领路人。政党作为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组织和重要力量，在国家政策制定、政治动员和舆论引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些年，在欧洲很多国家，传统主流政党遭遇支持率下降、党员流失的情况，而激进政党和右翼政党却表现出很强的冲击力，由此加剧了国家内部意见分歧、政局动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这一局面让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西方传统政党政治的理论和实践。

政治格局更为复杂

从近年来的发展态势看，欧洲政党政治出现新变化，使得许多欧洲国家的政局更为复杂。

选举竞争日趋激烈。从欧洲国家近年的选举情况看，各党派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在德国、法国，传统主流政党的凝聚力、支持率持续下降。芬兰等国议会选举无一党选票过半，各党派难以达成共识。希腊议会政党多达8个，半数为新党。西班牙因选举遭遇社会分化，衍生出10多个议会政党。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大党受挫衰弱，小党趁势发展，大小、新老与左右政党鼎立，政治分化加剧。

主流政党信任度下降。欧洲国家内部民众对政治参与的热情不断减退，各国政党的党员数量和党员占选民比例普遍出现下滑。主流政党的“精英党”倾向弱化了其所宣扬的群众性政治组织特征，加大了与民众的裂痕，使得政党作为国家与社会桥梁的功能受到削弱。从整体上看，欧洲政党缺乏稳定可靠的选举财源和选民基础，基层组织建设面临危机。

组阁困难增多。近年来，欧洲许多国家的选举结果打破了中左和中右政党轮流坐庄或联合执政的格局。法国共和党和社会党被淘汰，荷兰和奥地利等国由中左和中右主流政党参加的联合政府也遭摒弃。一些主流政党虽然还能保持相对多数，但主导力下降，被迫进行多党联合组阁。德国联盟党在联邦议会选举中仅仅获得1/3的选票，组阁谈判至今仍有困难。以传统主流政党为主导进行组阁的模式正在被逐步改变。

政党力量分化。一些新兴小党打着民族主义和反移民、反一体化、反全球化的旗号吸引选民，在意识形态上做文章，成为与现存体制抗衡的力量。在西班牙，“我们能”党主张民粹主义、疑欧主义的价值理念，跃居为第三大政治势力。在不少国家，右翼政党的作用上升，欧盟国家中有近30个右翼政党已对其所在国家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使得这些国家的政策走向更加难以预测。

民粹倾向明显。民粹主义政党支持极端民族主义，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在多国大选中取得不俗成绩，对欧洲社会民意也产生巨大影响。多个民粹主义政党获得欧洲议会议席并组建跨国党团。在民粹主义影响下，许多严肃议题被轻率付诸公投，一些主张疑欧、反欧、反移民立场的政党获得民众支持。一些传统主流政党也表现出民粹化、中间化趋向，开始接纳和效仿民粹主义的思想主张。

内外矛盾交互作用

欧洲政党政治发生变化有许多原因，首先是因为这些国家内部出现治理难题，表现为利益分配失衡，社会价值观念混乱，国家治理体系僵化、治理能力不足。

欧洲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暴露出许多矛盾。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经济发展低迷乏力，社会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扩大，暴恐袭击频繁，移民难民危机激化。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传统主流政党大都曾试图进行经济社会改革，但没有拿出切实有效的对策，难以凝聚民众信心和社会共识，引发民众普遍失望，转而把选票投给其他政党。而一些民粹主义政党以反欧盟、反移民、民族主义为主张，提供了求新求变的解决方案，迎合了一些民众的多元利益诉求和寻求变革的社会心理。政党的民粹化搅乱了政治生态，也使一些政党能够挟持民意，对抗传统精英政治。一些政治人物借助民众对国家治理的不满，批判政治腐败和议会民主的低效无能，其反传统、反权威的言论受到民众欢迎，赢得不少支持和同情。

长期以来，包括欧洲在内的西方国家致力于西方民主模式的输出，热衷于对其他国家制度评头论足甚至横加指责，却忽视了自身国家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在竞争性选举机制和自利性制衡机制的作用下，西方民主体制陷入政党间问责过度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失衡不断削弱国家治理能力，执政力量越来越难以有效回应民众诉求。特别是无法限制并消除政治资本化的危害，也没有承担起政府应有的政治责任，没有发挥维护社会正义的作用，从而激起普通民众对政治精英的不满。并且，这种西方民主体制具有强大的内部惯性，失去了在变化环境中进行自我纠错和调整的能力。政治权力博弈愈演愈烈，一些政客为取悦舆论或赢得选民，特立独行走极端路线，导致缺乏理性和包容的“否决政治”盛行，多党竞争演变为相互争斗和彼此倾轧。无序无休的党派纷争也导致国家的重要决策被利益集团绑架，以党派意志裹挟民意，为反对而反对成为普遍现象。这些都加剧了政治矛盾，影响国家的有效治理。

欧洲政党政治发生变化也有不少外来原因。近年来，西方国家出现了明显的反全球化倾向，保守主义、孤立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回潮。反全球化者反对的主要是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后果，而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不公正不平衡也助长了民粹主义的兴起。自2012年起，由于中东北非国家持续动荡，难民人数快速增长。众多受到战火波及的中东北非平民为了一线生机，如潮水般涌向欧洲，以致形成二战结束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难民潮。据统计，2014年进入欧洲的难民达到28.3万人，2015年涌入欧洲的难民数量更是出现爆炸性增长，超过100万人。难民潮给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带来巨大冲击，在欧盟内部造成了巨大分歧。欧洲国家的国民感觉大量难民造成经济压力和社会不稳定，反一体化、反全球化呼声更加高涨。一些政客有恃无恐地进行极端情绪的舆论煽动，简单地把问题归咎于移民乃至全球化，从而使全球化成为社会公众发泄愤怒的对象。这些内忧外患成为欧洲政党不得不去面对的新问题。

政党自身面临挑战

欧洲政党政治的这些变化，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和西方民主制度面临的危机，也引发我们对政党自身建设的深层思考。

政党要有明确政治立场。许多欧洲国家政党为了赢得大选上台执政，不能坚持党派设立时的宗旨，沦为某些特定利益群体的工具，失去了整合和表达不同群体利益的功能，难以代表和反映民众的需要。政党要得到民众拥护，就要以维护民众的根本利益为宗旨，保持先进的执政理念和政策取向。

保持长期执政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在欧洲政党政治中，大多数政党只为竞选拉票，疏于自身建设，体制机制松散，基层组织空心化，党员老化流失、作用弱化。大党大而不强，新兴政党短期内难以凝聚大多数民众共识。大小政党均无法形成一个有效、权威的政治联盟。这种政党政治竞争与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团结相违背，也与政党作为社会力量整合载体的理念相冲突。一个政党要保持执政优势，必须重视自身建设，加强组织领导。

执政党必须切实增强执政本领和国家治理能力。欧洲国家治理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多党选举制的僵化和制衡机制对国家能力的削弱。这也是西方政党制度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这种机制不仅容易造成政府更迭频繁，也使议会成为党派角斗的舞台，甚至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因此，执政党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努力保持社会发展的创造力与活力。

政党应有相对稳定连续的发展规划。在西方多党制下，由于政党之间的对立和竞争，各种周期性选举持续不断，客观上很难为政府有效施政提供安定环境。政党纲领与政策随意性明显，即使是优良的政策，也常常因政党更替遭到废止。欧洲一些政党为了竞选急功近利，热衷于追随短期民意，缺乏长期谋划与持续治理目标，难以有效解决选民短期利益诉求与国家长远发展之间的矛盾。

各政党间应尽力保持协商合作。权力博弈是西方政党政治的常态。如果政党之间不能相互尊重、互学互鉴，不能在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大问题上形成共识，而是陷于矛盾纷争，势必会相互中伤、抹黑对方，从而严重影响国家发展和政府形象。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力量，政党间应建立起有效的协商合作机制，共同致力于国计民生。而这一点在西方选举民主、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下，实际上是难以实现的。

（作者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基地教授，437必赢国际线路国际关系系教授）